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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鍾誠的網誌
工業社會的發展模式
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就是透過「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發展起來的，「皇室與高層透過與三井這樣的組織，控制下層的人民」，造成了一個穩定狀態，終於導致全速的發展起來。
台灣在兩蔣時代透過威權統治，控制公司運用便宜的勞動力，進行生產並出口賺取外匯，再利用這些外匯進行建設，因此造成了所謂的經濟奇蹟。
但是、台日原有的模式現在越來越行不通了，為什麼呢？
那為何韓國最近十年卻持續發展，而中國也進入了一個長達 30 年的發展期呢？
我們將透過「上中下」層的方式，分析「政府、公司與人民」在「資訊時代」的協調性，以說明這些國家的發展步調。
台灣在戒嚴時期，採用「工業社會」體制，「政府透過公司與工廠，運用勤勞且服從性高的員工，進行工業產品的生產」，此時上中下層是協調的，員工服從公司的管理、公司服從國家的領導」，這種體制很適合「工業社會」。
台灣在解嚴之後，政治上從「威權體制」逐步邁入了「民主社會」，而且「經濟已經進入了較為富裕的狀態」，因此「上層的政府與下層的個人」都進入了民主狀態，但是中層的公司卻還停留在「工業社會的代工模式」。公司的體制與上下層都不能協調，因此發展就停滯下來了。
日本也是類似的，在經歷高速發展的 1980 年代後，日本成為工業強國，整個體制都建築在原本服從性就很高的文化之上，工業生產透過「改善的精神」進入到一個巔峰，然後在進入以電腦為核心的資訊時代之後，就開始難以適應，原因大致上是因為這種服從模式不太能套用在富裕新一代的員工之上，企業仍然以傳統工業模式應付資訊社會。
中國在 1980 改革開放之後，從「共產體制」逐步引入了「自由市場」機制，接續台灣進入了「工業社會」，透過「工業生產」逐步成為「世界工廠」，因為這時中國能夠提供最多高服從性的勞工，上中下層是協調一致的。
資訊社會的發展模式
但是一進入「資訊時代」之後，透過「威權體制」與「高服從性」的價值觀所達到的「工業成長」，就難以持續了。
於是台灣廠商大舉西進，將「工廠」搬到「大陸」去，以便能得到「更多服從的勞工」，像是鴻海自從 1990 年進入大陸之後，就開始了一連串的擴廠與成長。因為鴻海是一個適應「工業生產」的極權式廠商，與大陸的極權政府，以及服從性高的貧窮人民相適應。
但是當進入「資訊時代」之後，數位式的位元生產與複製並不需要很多的勞動力，相反的需要較多的智力與創造力，此時那些「第二波」的「工業型公司」反而成了配角，而像「Google 」這樣的軟體創造公司，逐漸成為「資訊社會」的核心公司。
日本在無法有效的從「工業社會」轉型到「資訊社會」，這是日本之所以進入失落二十年的原因。因為號稱以「電子立國」的日本，卻在以軟體為核心的「資訊領域」栽了跟斗。
台灣雖然透過「科學園區」的創立拿到了「進入資訊社會的門票」，但是整個「科學園區」體制仍然是建構在「生產代工」的「工業結構」上，當「政治民主與個人自由」的政治文化結構形成之後，建構在「工業體制」上的「公司管理架構」就顯得與「上下層」格格不入了。
因此、當馬雲說「我說台灣沒希望了，假如七八十歲的人還在創新」的時候，其實代表了一個站在「資訊時代前端的管理人才」，在觀看「舊有工業社會的管理模式」時所發出的感嘆。以下是馬雲的說法：
一個多月以前我去台灣，在一個餐桌上，有一批年紀很大的企業家，頭髮都很白了，每個人都大談創新，怎麼創新?邊上有個人跟我講，台灣有希望，我想這麼大年紀的人還在創新。後來我說台灣沒希望了。 假如七八十歲的人還在創新，我們問題就大了，他們不相信年輕人比他們更會創新，其實他們應該是盡全力去努力幫助年輕人去創新，建個平台扶持他們創新、幫助他們創新。
所以我們認為比年輕人更聰明，那災難就出現了。
來源：http://forum.inside.com.tw/viewthread.php?tid=1492
台灣重要的企業主，都是從「工業社會」中成長起來的，而大陸的「淘寶、百度、騰訊 360」等公司，則屬於在資訊時代茁壯的企業，他們的觀點管理模式正反應了這兩個時代的不同特質。
如果我們觀察馬雲的一些發言，就能夠明顯的察覺出「資訊型企業」與「工業型企業」的不同點。以下是筆者的一些摘錄：
「我特討厭認真工作的人，工作不要太認真，工作快樂就行，因為只有快樂讓你創新，認真只會更多的 KPI、更多的壓力、更多的埋怨、更多的抱怨，真正把自己變成機器，我們不管多偉大、多了不起、多勤奮、多痛苦，永遠記住做一個實實在在、舒舒服服、快快樂樂的人，因為人纔是讓我們最美。」
後來李彥宏問馬雲是管理企業有無訣竅，馬雲說，「其實員工討厭特別聰明的老闆。你什麼事都會幹。當老師很重要的是發覺人的潛力，我們今天老師教的太多的是知識，我認為每個人都是很獨特的，一個優秀的老師和優秀領導者一樣，是發現那個員工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才華，並且把它用好。
來源：http://share.inside.com.tw/posts/487
從馬雲的發言當中，我看清了台灣產業的問題，其實是中層的公司管理與上下層的民主自由無法匹配所造成的，於是我寫了以下心得。
台灣是民主國家，但絕大多數的公司卻採用真正的極權專制制度。
大陸是集權國家，但阿里巴巴 卻採用了真正的民主制度。
當我們的產業界還留在代工思維，主管一聲下令，員工莫敢不從的時候，且看看阿里的企業管理制度是如何做的。
他們的主管必須努力的提案，以吸引員工的加入，如果主管的提案沒有人願意加入或找不到足夠的人，該提案就自動被淘汰。
這就是阿里人學倒立的目的，倒過來看世界，現有的制度阻礙創新，就創造一個足以支撐創新的環境。
誰說員工一定要聽老闆的，阿里人破除了這樣的想法仍然做得很好。
當我寫到這裡，一定有人會產生一些疑問，例如：
1. 中國既然是個共產極權國家，那為何會產生像「阿里巴巴」這樣採用民主管理的公司。
2. 韓國的三星也不像 Google 或 阿里巴巴 那樣屬於民主創意型的資訊時代公司，那為何韓國近來表現得如此傑出。
關於第 1 個問題，我認為的答案是：阿里這樣的公司在大陸並非佔大多數，為阿里服務的員工在所有人當中只佔非常小的比例而已，大多數的中國人都還是在「極權領導」的公司裏服務，而且大多數的人都還夠窮，讓他們願意為了一些薪資而服從公司的威權管理。
關於第 2 個問題，我認為的答案是：韓國的財團，特別是三星，已經控制了政府，因此不像台灣一樣在上層與中層之間有不協調的問題，而且這些財團之間有共同的利益，會透過金錢掌控媒體，讓下層的人繼續為「威權公司」服務。
因此韓國的上中下層之協調性，比台灣要好很多，這是他們為何持續快速發展的原因之一，但是這樣也並非沒有風險，因為他們也同樣沒有進入「資訊時代的領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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